日前，国家发改委、民政部、中央组织部等在内的10部门发布《关于全面推开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的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见》”），全面推行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

      事实上，早在2015年7月8日，中国政府网就公布了《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截至目前，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共有795家，其中已脱钩422家，拟脱钩373家。当前，需要借鉴过去几年脱钩试点中积累的经验和做法，按《总体方案》和本意见要求，全面实施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2020年底前基本完成。

      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是要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促进行业协会商会更好发挥社会中介组织作用、推进政府职能加快转变、助力社会治理创新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实现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长期以来，行业协会与商会是政府机构改革的产物，即在将一些专业部门裁撤的过程中，变成了协会或商会，但与行政机构藕断丝连，名义上是社会组织，实际上是“红顶中介”。主要表现为财务由财政支付，协会商会领导不是由会员选举产生，而是业务主管单位推荐，甚至一些官员退休后将协会商会作为自留地任职。

      作为独立法人的这种官办色彩导致其利用这种特殊的“红顶中介”地位，向会员企业摊派会费，不作为与乱作为，增加了企业负担。相反，由于没有建立起现代社会组织制度，财务管理不透明，内部治理不完善，自律性和诚信度不高，社会公信力低。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这些协会和商会没有承担其市场角色的功能，对行业基本情况和基础数据掌握不全，也无法对行业竞争与发展作出规范，以及战略性、创新性的思考和引导。原本这些组织承担“中介功能”，可以在政府宏观管理与行业企业运行之间起到沟通作用。

      观察中美贸易战我们就会发现，美国的行业协会、商会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提供数据、建议和意见，不仅为美国政府提供参考，更为行业代言维护组织利益。与之相比，去美国参与听证会并辩解的都是中国的企业，而不是行业协会或商会。更重要的是，协会、商会的非自治化导致它们缺乏参与民间外交的能力，不能与其他国家的同行们建立密切的联系，无法代表本行业参与对外行业性谈判和交涉，提升中国企业在业界的国际话语权。

      可以看出，协会商会在市场化的大潮中不仅不能为行业与企业起到应有作用，还要占用国有资产，花费国家财政，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因此，《实施意见》指出，凡是符合条件并纳入改革范围的行业协会商会，都要与行政机关脱钩，加快成为依法设立、自主办会、服务为本、治理规范、行为自律的社会组织。

      脱钩主要包括机构分离、职能分离、资产财务分离、人员管理分离、党建外事等事项分离等。脱钩的主体是各级行政机关与其主办、主管、联系、挂靠的行业协会商会。与此同时，取消对行业协会商会的直接财政拨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其发展，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单独建账、独立核算。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理清政府、市场、社会关系，不是一句空话。在简政放权的过程中，协会商会改革也是重要的一环，必须理清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建立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政府要从“划桨人”转变为“掌舵人”，给予更多的社会自治组织的市场治理参与权。

      去行政化的脱钩有利于激发行业协会商会内在活力和发展动力，将工作重心从服务政府转向更好的服务企业、行业和市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企业创新发展、经济提质增效，为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服务。

      脱钩并非是一放了之。一放就乱在中国是顽疾，全面推行脱钩不等于完全自治，还要接受严格监督。应该通过立法的形式，依法监督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资金、活动、信息公开、章程履行等情况，同时制定社会团体信息公开办法，规范公开内容、机制和方式，提高透明度，鼓励新闻媒体监督，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等，健全和完善社会第三部门，更大程度的实现市场自治。

本文转载自《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