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目前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中国传统的发展方式主要由“宏观管理”驱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是靠竞争，而主导竞争的应该是企业家。

       中国是一个拥有数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国家，在封建时代，依据士农工商的排序，商人的地位很低，在道德上遭受排斥。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国企改革异常艰难，在增量改革战略思维的指导下，中国允许设立多种所有制企业，自此，企业家才真正有机会大规模出现。

       受制于种种政策约束、门槛以及产权保护的部分缺失，长期以来，中国的企业家并没有发挥更强劲的作用，他们需要处理各种政商关系，并应付政策的不断调整。这种环境使得他们的决策更趋向短期化，而这会深刻地影响到对创新的投入。

       中国传统的发展方式到了必须做出改变的时候，传统增长的动力逐渐减缓，中国需要一个更自由的竞争性市场，通过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曾表示， “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

       按照以康德拉蒂耶夫周期为基础的长波理论，由科技革命驱动的经济会经历一个由盛而衰的周期，除非新的科技革命出现令经济再次走出低谷。熊彼得的经济周期循环轮则进一步认为，创新引起模仿，模仿打破垄断并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在引起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会因为产能过剩而令盈利机会消失，经济开始衰退，期待新的“破坏性创造”引起新一轮繁荣。

       美国曾经深刻地经历过这种周期性困境。在1970年代，传统的发展方式导致美国陷入长期的滞胀，经济停滞不前，政府和企业依然困守在此前那些令经济增长的领域，并且试图用刺激的方式让他们继续“出力”。但是，美国经济并未因此而出现大规模的失业，而是在滞胀期创造了4000万个新就业机会，并在1990年代出现了互联网革命，从而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周期。

       美国成功的因素在于，美国企业家普遍发挥了企业家精神应对棘手的滞胀，在1970年-1985年期间，高科技产业增长创造的就业赶不上“烟囱工业”丧失带来的失业，真正的就业是由“中科技”到“零科技”的创新型企业提供。在一个转型期，高科技产业只是代表明天，而不是现在。

       美国高科技产业中从事计算机、半导体、电气设备等公司，是经历漫长的亏损期之后，才真正站立起来，而在他们真正发力之前，都是靠更普遍的企业家创新通过新陈代谢，维持经济的稳定，而这种由非高科技企业维持的利润增长，为高科技企业提供了所需的资金以及继续发展的环境。

       中国目前所处于的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攻关期，也是需要所有企业家都参与到创新活动当中去，而不仅是高科技领域。在传统领域的普遍创新是经济维持活力的关键，并为那些投身于高科技创新的企业提供一个更好的外部环境。这需要中国企业家们集体发挥企业家精神，通过创造性破坏以及竞争，推动创新，提高效率与质量，从而实现经济整体上的新陈代谢，转型升级。

       企业家精神源于商业文明中的冒险精神，企业家是最独立、最勇敢、最有自由精神和冒险精神的群体。而在农业文明当中，则是以保守的小农精神为主。因此，我们的传统中庸的文明并不鼓励自由和冒险的企业家精神，而我们现代的市场环境也多少限制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但是，如果没有不计其数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主导市场竞争，就没有创造性破坏，就没有经济的新陈代谢，就没有走出周期的可能。

       去年9月，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宣示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保护他们的财产权、创新权益以及自主经营权，营造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应当说，中国正在努力建立机遇法治与规则的商业文明，为企业家提供创新的动力与机会，但政府的工作应该加速，加速，再加速。

       次贷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陷入一个周期性的低谷，这与中国经济进入“转轨换挡”不期而遇，因此，全球各国同时处于一个新周期的起跑线上，谁能够提前实现供给侧的革命，实现新技术革命，提高经济效率，谁就能在新一轮经济竞争中处于优先的位置。因此，不管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还是全球竞争的需要，都必须有赖于中国所有企业家发挥企业家精神，通过各种创新改造我们的传统企业，为中国闯关新周期发挥主导性作用，这也是决定中国复兴与崛起的关键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