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召开金融市场预期管理专家座谈会，人民银行也与全国工商联共同主办“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座谈会”，希望稳定预期，为中小企业减负。

       中国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一直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央行与监管部门正在努力探索和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不过，民营企业面临的不仅仅是融资困境，还包括整个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

       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稳就业、稳金融、稳投资、稳外资、稳外贸、稳预期”至关重要，而实现这六个“稳”，就需要政策充分照顾企业的困难，加强政策的协调性与前瞻性，以稳定企业预期为先，逐步减少政策的不确定性，降低成本，为企业稳定发展保驾护航。显然，这不是金融部门单独能够完成的。

       在过去数年里，中国企业经历人工成本大涨、汇率波动、土地价格暴涨、环保成本增加、融资困难，现在，在受到贸易摩擦威胁同时，又出现社保费用大增的挑战。

       中国企业近些年的市场环境并不稳定，主要面临两方面冲击：一个是成本不断上涨；一个是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前者表现出长期的刚性的特性，后者表现为一些干扰。这两种特性的结合，会直接导致一些企业出现经营和决策困难，不利于预期管理，令其行为短期化，主动减少投资规避风险。

       出现这些问题，一个原因是补历史欠账，比如环保、社保等，其次，是发展模式导致成本越来越高，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逆周期调整”，不断抬高了房价（土地）和人工成本；其三，就是制度成本不断上升。贸易摩擦、汇率波动等属于“市场意外因素”，融资难则属于周期因素，大部分推高成本以及构成不确定冲击因素的是政策变动。

       将环保与社保做实很有必要，严格环保监管可以提高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做实社保也是未雨绸缪应对老龄化压力。

       但是，由于过去存在大量税收优惠政策，因此，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企业税负痛感较低。现在税收优惠减少或是没有了，税收与社保严格征管叠加经济增速放缓，就会凸显出税负过高的问题。根据世行数据，中国企业综合税率排名12/189，其中社保税负排名2/189。中国企业综合税率67.30%，企业的用人成本是员工工资的1.4倍，个人的税前收入是工资的58%（假设25%的税率）。

       在经济转型期，过高税负会让大量企业经营困难，不利于经济稳定；中国正在向内需驱动型经济转变，高税负意味员工工资相应减少，影响消费能力；高税负会不利于企业利润，降低研发创新的投入能力，等等。

       也不应该低估通胀税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地产泡沫化会带来“我花开后百花杀”效应。中国大宗商品价格由于去产能而增强了供应商议价权，并通过期货市场大幅推高。更关键的是，中国房价从2015年至今，出现全国各地普遍性价格翻倍现象，资产价格泡沫并未在CPI、PPI中显示出来，但是地价与房价大幅提高了企业成本，房价和房租的上涨压制了更多人口的消费能力。

       在经济下行期，以低成本制造业为国际比较优势的中国，面临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较高的综合税负与社保税负，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刺激制造业回流的背景下，需要及时给制造业降低税负，那么，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制造业优势将会持续。事实上，东部制造业发达地区的供应链优势已经被高成本削弱，一些企业也备受招工难的困扰，制造业向中西部迁移时，各地竞争性招商引资又降低了通过“产业聚集”重塑产业链的可能。

       当前企业高成本对制造业的发展是不利的，阻碍了创新投入，冲击了就业和消费，这种现象不应持续。在美国向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当下，除了金融政策扶持，还应该降低社保费率，为中国企业切实减负。我们建议，政策调整应该重视协调性，并加强与市场沟通，应该致力于降成本，为企业营造稳定环境。

转载自《21世纪经济报道》